阻止「政治」的脫嵌──318反服貿運動觀察

阻止「政治」的脫嵌──318反服貿運動觀察

（全文刊登在《公共知識分子》第七期　太陽花學運專號） 

前言：重回Polanyi

　　讓我們再一次從Polanyi說起。作為二十世紀至今對經濟自由主義最有力的批判，社會學家Karl Polanyi的著作《鉅變》[1]戳破了自律市場的神話。全書旨在說明：沒有全然的自由貿易市場這回事，從古至今，作為多種交換模式中的一種，市場經濟始終鑲嵌(embedded)於社會之中。自律市場的神話虛構了勞力、土地與貨幣三項「商品」，但這三項永遠無法真正商品化。只要市場試圖脫嵌(disembedding)於社會，社會必然產生反向的保護運動(counter-movement)，阻止文化與社會關係遭受毀滅性的破壞。保護運動不等於貿易上的保護主義，而是「保護社會」：從市場中將社會拯救出來。

　　然而，到這裡故事只說了一半。Polanyi接著談法西斯主義、兩次大戰，談歷史的齒輪如何無情的轉動。他說明反向保護運動必然發生，卻未能徹底阻止市場邁向自律的運動，兩者持續拉扯，社會最後被迫以取消民主的方式，全面控制經濟，解決僵局。這就是市場嘗試脫嵌於社會的結果，表現為激化的階級衝突，法西斯主義的悲劇。

　　《鉅變》開頭第一句是：「十九世紀的文明已經崩潰。」我們距離那個崩潰，還有多遠？又該怎麼辦？這是我對於318反服貿運動，乃至於面對全球自由貿易趨勢下，台灣該何去何從，最核心的關注。

社會力的動員

　　在這個視角下，我們更能清楚掌握為期24天反服貿抗爭的脈絡。這場抗爭運動的最大特徵，不是人數多（倒扁、洪案也達到相近規模的人數），也不是抗爭天數長（從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到公投盟，天數更長者比比皆是），而是如何在佔領立法院的突發衝突過後數日，迅速轉型成為動員全社會關注、投入的運動──從一開始，這就不是一場「學生運動」，而是社會力的動員。

　　從場外公民團體發起的公民審議，到進入議場改善通風的水電工；從來自各行各業的聲援與捐款，到現場的戰地廚房、醫療志工團。公民投書、買廣告，甚至自主發起「賤民解放區」、「大腸花論壇」。當運動已經轉型成為社會力的動員，沒有人能夠預料、掌握明天又會有哪些團體自主加入（或離開），以什麼方式協助（或另闢戰場）。這絕對超過黑色島國青年陣線，或者議場內公民／學生團體能控制。當然，隨著各種立場的成員「加入」到立院現場，對於運動想像、訴求的種種差異，必然導致話語權及主導權的爭奪。本文重點不在釐清這些紛爭，而是首先藉此提問：為何在這次，社會力會動員的如此迅速、全面？

　　以個人經驗為例，因緣際會下，我在政院事件之後便將重心移回清大校園，與許多校內組織合作進行罷課相關的活動。我們在校園的公共空間（野台）開設民主教室，立院那頭逐步退場後，清大學生甚至迅速籌辦了一系列的服貿論壇。服貿爭議，清大師生自然正反立場皆有，但被詢問能否來野台談談，絕大多數的老師都一口答應。而系列論壇，也是在六個社團同學自主發起合作而來。相對於其他許許多多的抗爭或社會爭議，為何大家動力如此之高？我歸結了兩個原因：首先，自由貿易的開放，涉及到社會各個層面與領域，使每個人都覺得「與自己相關」。其次，當中的程序黑箱問題，使「民主陷入危機」似乎是大家的共識。

　　換言之，社會力的動員並非意味「各行各業的人都動員來反服貿」，而是因為爭議牽涉到整個社會，各行各業的人都重新想要將這項自由貿易的協定（議）「納入到社會機制中」──即使要通過，也要受到社會的規範。後者，事實上正是「兩岸經濟協議監督條例」成為運動最終公約數的原因。

站在前人的遺產上

　　然而，即使運動背後是社會力的全面動員，我們仍舊要先回到抗爭場域理解。這場抗爭不是獨立事件，從野百合世代與學運團體的互動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抗爭知識的傳承、對話，也看到野草莓運動後，全國各校異議性社團遍地開花的成果。而「場外」花樣百出的公民審議、論壇、自主活動，細數參與的團體，也可看到社大運動、農民運動、婦女運動、環境運動各路人馬的身影。

　　誠然，歷史雖然連續但並非線性。我並非要認定這次運動是（同質的）A世代教導、傳承給（同質的）B世代，而帶來進步。但不能否認沒有台灣二十餘年的公民運動開花結果，我們不可能看到八方來援，更不可能單靠場內的學生／公民團體，就動員得了五十萬人上街。

　　這些多元異質的團體，成功提高整體的動能，也讓抗爭得以在衝撞以外，拉出論壇、審議、連署、罷工罷課、施壓立委等等不同形式。多元團體與多元形式，不僅讓議題觸及到更多樣的社群，也「拒絕」運動被特定聲音所把持。

政治瓶頸

　　於是，牽連全社會，試圖透過去管制讓自由貿易市場「自律」的運動，造成了相對應的社會力動員。同時，台灣不算長的社會運動史，為我們打下具體抗爭的基礎。Polanyi的反向保護運動，具體現身為佔領立法院，「拒絕服貿，捍衛民主」的運動。然而，這真的能改變了什麼嗎？

　　330遊行當晚，我抽空聆聽了「真實烏托邦」概念的提出者，前美國社會學會會長Erik O. Wright教授的座談。[2]教授提到了美國2011年佔領Wisconsin州議會事件：人們佔領州議會廳長達17天，連警察工會都加入聲援，群眾擠滿議會廳高喊："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" 但最後，大幅刪減公共預算及限制工會的法案還是通過了。我不禁提問：真實烏托邦主張提出具體的替代方案，指向未來理想，那如果我們號召再多人，馬總統還是不為所動，這樣的抗爭究竟能夠撼動什麼？

　　這事實上正是我從佔領運動一路到聲勢浩大的遊行當天，體會到的深刻困境。是的，五十萬人上街，我們又創下了某個公民運動史的紀錄，但政治似乎仍舊不屬於我們。不但「民主政治」不屬於我們，我們誤以為為民服務的政府，很可能只是透過治理手段不斷自我再生產的社會機構。正是這種為自身利益著想的治理手段，使政府不僅不傾聽，更不顧人權與比例原則，施行324血腥的國家暴力。對此，人民只能拿通常只在選舉期間有效的「統治正當性」微弱的威脅政府。拒馬永遠隔開了人民（不論人數多麼龐大）與失靈的代議政治、無所顧忌的治理機器。該怎麼辦呢？

　　Wright給我的答案是：「你必須思考在短暫勝敗之外的意義，在我看來，你們正在打造了一種文化，告訴人們可以參與，必須參與，對自己想有的生活提出主張。……如果你知道支持的候選人會輸，為什麼還要去投票？("Why bother to vote, when your candidate will definitely lose?")你投票的理由不是因為你的候選人會贏，而是因為你是具有參與民主運作義務的公民。你們正在打造這種文化，讓人們認為自己必須要參與在其中。」

　　我認為這種「讓人認為自己必須要參與」的文化，既不是要人放長遠看，也不是為了讓更多人站上街頭的文化策略，或者希冀提高人民民主素養的文化運動，這些都未必能改變現況。政府不會因為更多人上街，或人民素養提高，就改變作法。然而，我們確實面臨了政治的瓶頸：無論社會力如何風起雲湧，執政當局仍然「有本錢」可以繼續跳針，重複相同的回應，彷若運動從未發生。這種可怕的僵局就好像Polanyi所揭露的歷史，或其現代版本，如社會學家Wolfgang Streeck所指出，市場邏輯與民主價值的恆常矛盾[3]──現行的民主體制無法真正解決僵局，這點和19世紀沒有什麼不同。

結論：阻止「政治」的脫嵌

　　自由貿易的矛盾連結到民主危機，絕非無稽之談。按照Polanyi，歷史教訓是僵局帶來了法西斯主義、兩次大戰，最終帶來文明崩潰。若同質化（排除異己）與強人獨裁政治是法西斯的特徵，運動後期將對於決策的種種質疑連結到法西斯主義，雖不免誇大，方向卻是對的。面對愈加惡劣的經濟、政治處境，與看似永遠打不倒的敵人，群眾何嘗沒想過以目的正當化手段，不顧一切由少數領袖與各種集體動員來達到訴求？所幸，參與者中還存在足夠多的多元性與反省、質疑，最終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溝通。

　　但總統府的高牆與拒馬還在那裡，抗爭群眾退出立院後，兩岸經濟協議監督條例（甚至還不是自由貿易開放與否，而僅僅是一項要求市場受到社會管制的法條）又重新回到執政黨一意孤行，在野黨除了杯葛別無他法的無限迴圈中。「政治」傾向脫離社會自行運轉的程度，不禁讓人想類比Polanyi式的提問：政治真的有可能繼續這種自外於社會的傾向，任由那樣少數的「民意代表」們自律運轉下去嗎？如果不是，那麼我們的反向運動，有可能出現在哪裡？

　　Slavoj Žižek在評論佔領華爾街運動時，提到「不要行動，只要思考」的觀點。[4]他說明佔領行動意味著一個開始收拾殘局的信號，當資本主義邏輯存在根本上的錯誤，制度化民主又無法解決問題，我們更應該開始思考：什麼是替代方案，能夠取代現有體制的替代方案。我認同他對於「偽行動主義」的分析：單憑直覺無思考的相信自己一定要做些什麼才行，而並未真正重新理解正面對到怎樣的處境。然而，重新理解資本主義也好，自由貿易或當前台灣所面臨的困境也好，這樣的思考應當可以發生在集體參與的場域。換言之，理解現狀，提出政治策略或甚至加以實驗，這些社會行動能發生在某種文化場域。透過文化場域的運作，我們有可能提出新的政治主張（從而才有行動的可能），而正是這些政治計畫，有可能讓「政治」重新為社會所掌控。

　　從一個角度，你可以說反服貿運動帶來的審議式民主實驗，社運世代的交流，大規模遊行等等，都無法撼動結構，更沒有提出什麼真正能取代既有體制的方案（不只是效果上能取代，更在實踐上能把既有體制換下來）。但從另一個角度，若真有替代方案出現，也不可能在文化真空的環境下，憑空產生。當然這種文化場域絕非依照某種平等式、去階級化的民主幻象，或訴諸提高公民素養等心理改造式的幻想。文化既是政治鬥爭的場域，也是生產論述的場域。正因為這些有別於形式民主的全民參與仍舊是「政治」的，我們才有可能在這種文化中，重新思考民主為何物，政治為何物──重新將「政治」生產出來。

　　關鍵在於：我們進行這些種種實踐時，究竟是否真實了解到世界的樣貌與困境，並在實踐中尋找替代方案，而非繼續在既有的民主框架中，享受既定形式的「啟蒙」或參與。我們不能繼續停留在行使集會遊行的自由，而是透過這些集會遊行去思考，其中蘊含了怎樣的政治方案可能，甚至可以幫助我們捍衛集會遊行的自由。又或者，辨認出既有的靜坐模式如何排除弱勢或被汙名化的遊民、「大哥」等群體，而嘗試新方案使得不同階級有奪權的可能。

　　我想，如果「政治必然鑲嵌於社會」的命題成立，那麼回歸每個人的政治性，或許正是反向運動的基點。社會不會允許絕大多數的人，長期被排除在政治運作外，或至少可以說，我們不允許這樣的社會：甚至以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手段，試圖解決經濟問題。若要避免號稱自律的自由貿易市場毀壞社會，我們應該同時讓政治回歸社會，回歸於我們每個人手上。這樣的運動，一方面需要認清當代民主政治如何與政治性及社會脫鉤，另一方面，需要去除既有對於民主的幻想，處理文化場域中既存的階級、性別等差異與衝突。這當然無比困難，但唯有如此，我們才可能期待一個新的，更加鑲嵌於社會的政治能從中誕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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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Karl Polanyi(1989)。《鉅變：當代政治、經濟的起源》（黃樹民、石佳音、廖立文譯）。台北：遠流。

[2] 相關的紀錄與思考放在筆者另一篇網誌：<我們正在打造一種文化：真實烏托邦與佔領運動> http://jkily.blogspot.tw/2014/03/blog-post.html

[3] Streeck, W. (2011). <The crise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>. New Left Review, (71), 5–29.

[4]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Sky0H67FH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