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6月9日

關於未來的論爭

  今天主持香港城大專上學院同學來台交流會,大概因為從政大火速奔回沒吃午餐血糖很低,我在現場提出了蠻多值得好好思考的點(?)。

  譬如:社會運動是關於未來的論爭,誰能夠定義未來,定義誰的未來;處處是戰場,而我們未必總能準備上才上戰場,很多東西都是在戰場上才學到的。還有今天拿出來當例子的反核、大埔、反服貿,背後其實共通一種經濟至上主義。

  我現場沒有說出來,我覺得這不是「強調經濟發展」那麼簡單。終究還是生活方式的設想:而台灣幾十年來,對於好生活的想像永遠只等於好經濟(最好是能像「想像中的歐洲」一樣有錢,房產廣告道盡一切)。我認為這不只是經濟成長能否妥善分配的問題(誠然分配問題惡化的非常嚴重),另一個根本的問題是:為何薪資高低如此密切地決定了我們的幸福?

  好生活當然不等於好經濟(批判總是可以很輕易地來)。然而,揚宜在討論中提出了許多自我反思。「如果今天讓你有機會、能力操作高槓桿的財務工具,或讓你能炒房、炒地皮大賺一票,你會做嗎?」這種道德反思,雖然有混淆結構與個人的風險,然而我認為有機會拉出「運動不只是打倒敵人這麼簡單」的討論。最困難的運動是與自我的革命,以及,是否能夠活出(殺出)一條新的道路。

  對此,我反對這是能單靠「思考」解決的,即使我們確實在意識形態的工作上有太多該著手的地方。未來始終來自於對於過去的思考,以及當下的實踐。在關於未來的論爭中,我們要如何不只打倒時常被本質化的妖魔,指出新的方案,那又會是什麼?這些思考,我們只能夠在運動即生活的各處戰場完成:校園、街頭、家庭、實驗室或辦公室。不只是從做中學,而是從實作中指出:我們之後該怎麼做。

2014年6月7日

給14:謝謝你們帶給我的那些故事



  14級的畢業典禮。想了想,覺得縱使心裡滿滿的祝福,這屬於他們(或該說屬於他們親友)的日子,既然沒要獻花,似乎就沒有亂入儀式的必要。儀式讓我們停下來回望彼此,但我始終覺得人的分離不是在某個日子,某個斷點。分離發生在故事停止被創造、述說、交流的那刻。

  從大三開始加入清華學院,又在人社修課。我認識的14級學弟妹,甚至比自己所在的12級還要多。還記得自己的畢業典禮沒什麼特別感覺,總覺得還在學校,走進校園還是一堆認識的傢伙。成天跟大學生混,總覺得自己的大學始終沒過完,有時甚至希望能多些同級的朋友聊些別的話題。直到今年,那群小毛頭長大了,要畢業了。我在學校的助教工作也暫告段落,搬到更遠的租屋處,一個禮拜只準備來上個少少兩門課。一轉眼,與校園的連結少了好多,校園變成單純修課的地方。

  因為14級,我覺得我的大學被延長了。而今日,他將要象徵性的結束。感謝14級,與你們一起,我創造了大學生涯裡最多、最豐富的故事。你我的人生早已轉折,但讓我們在這個日子,稍微停一下,聽聽那些曾經發生的故事。我想這就是畢業典禮最大的意義了。

  載物書院小畢典時,看著小朋友們一個個魚貫入場,我才明白「空間的意義是人的生活決定的」,這種學術套話的意涵。記得黑人一度要求我改掉叫他們小朋友的習慣,說這預設了一種權力關係。我到現在還是不怎麼認同,因為正是小朋友的青春活力,我才有機會再過一次大學生活。清華學院經營、並維護出一個環境,讓大家覺得在這裡創造是可能的。於是我們看到許多稀奇古怪的計畫前仆後繼而來,看到變動的空間:總是在改變,總是有新的裝扮與使用方式。故事在人群與空間中穿梭交織,於是,縱使場景不再相同,我們仍舊能召喚、再造那些回憶。然而,我始終覺得學院教會大家最多的,是如何相遇。

  「相遇」這兩個字幾乎成為我與14級關係的基調。我因為人生的轉折與人社14級相遇,因為學院發展與載物14級相遇。大學最後的日子,在各種人群的交錯中,與許許多多當年的小大一相遇。我們同行了四年,那些日子都無比美好,但美好之餘,卻從未演練過該如何「分別」。

  每年的畢業季都在我生日附近。慶祝生日這件事情是兩面的,除了帶著願望慶祝新生的一歲,吹熄蠟燭的同時,也在揮別不可能重來的日子。分別跟到來,始終是同時發生的啊。必將到來的遺忘,總讓人對分別覺得感傷。我們真的還會記得彼此嗎?還能重溫當初的感動嗎?

  我想,是時候放下這種不必要的想望了。事實擺在眼前:生命從不可能停在某個美妙時刻,能做的,就是讓故事繼續在彼此間述說下去。是的,照片可能泛黃、遺失,回憶可能被淡忘。但即使各分東西,只要我們依然能繼續創造新的故事,就無所謂分別了。

  畢業快樂,謝謝你們帶給我那些說不完,將要繼續說下去的故事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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