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12月5日

Make a difference ——留給無力憤慨的人與時刻

Make a difference ——留給無力憤慨的人與時刻

  切.格瓦拉說:「堅強起來,才不會丟失溫柔。」當你感覺無力憤慨,覺得這社會怎麼會這樣?請先不要慌,這代表你長大了,看到了書本以外的真實世界。待在學校裡,很容易就忘記外頭的社會,我也常常這樣。社會不是一則證明題,寫對的人就連同自己都證明了。不僅言詞容易被誤解,任何行動也可能輕易陷於政治、權力結構的影響。真理常常是沒有力量的,有力量的是相信真理的人。因此我想到另外一句話要送給你,甘地說:「你希望世界變成什麼樣子,你自己要先成為那個樣子」當然,沒有人希望自己為反對而反對。因此對於每件事情你要細緻思考,究竟原因的癥結是什麼,怎樣才是對的。選定立場並不意味不溝通,而是拒絕成為盲目的人。是的,我認為所謂盲目並非跟多數人站在一起,而是不知道自己相信什麼,無法指出什麼才是對的。真正的民粹是毫無獨立思考地躲在大眾裡,拒絕站在真理那邊。
  辨析了是非,再來才是溝通。這個順序的錯亂,是這次事件模糊焦點的最大關鍵。當然在溝通策略跟考慮媒體效果上,陳為廷的發言未必完全正確。但被質疑的人必須優先回應對方的質疑。陳為廷是備詢,於法,部長沒有義務要回應,但陳為廷說他偽善跟說謊有所根據,他可以不回應(而所有人都看在眼裡),我甚至覺得他應該優先回應公文事件(立委質詢他的真正理由,這是他的義務)。但他選擇的是質疑陳為廷的溝通技巧,這就像是一個已經被質疑犯錯的人,要求別人要先符合某種禮貌才有義務回應,這是本末倒置。
  回到溝通:我們不要這種本末倒置,為了跟朋友間的和諧而拒絕做正確的事。然而,這之間需要細緻的技巧。我們確實需要非常多理性跟設身處地,才能明白為何對方跟我們站在不同立場。是出於一些我們所未知的無奈(例如秘書處工作協調問題導致聲明稿出包?),還是因為一些錯誤的判斷或誤導。每個人都有相異的成長背景跟觀點,只有設身處地才能讓我們明白,該說些什麼去說服別人。對我來說,一口氣劈哩啪啦拋丟反對的情緒很自然而然(如同我前面講的),但卻未必是好的溝通方式。先去理解為什麼他們這麼說,再來才是:但事實上你忽略了,或者,有件事情更為重要。
  最後,雖然我參與社運也沒有很多,但想跟你說,抗爭遊行是重要,但不是全部社運的形式。我認為社會運動的含意就是:讓這個社會運動往更好的方向。龐大複雜幾乎就是社會的同義詞,因此需要有抗爭標誌出問題所在,但也有非常多細部的說服,讓更多人知道什麼是對的事;而這些,都需要慢慢來。面對具體而大的敵人,我們要勇敢站出來,但單單站出來不會改變社會。改變社會的是越來越多人站出來,更是當那些沒有站出來的人,也支持前者堅持的信念。
  英文裡很愛談:"Make a difference",雖然很陳腔濫調,但只要你造成一些改變:說服了一個人,站出來讓當權者看到,投身組織實際幫助了一群弱勢者,從連署到遊行,從投票到撰文,都是make a difference的一種方式。不要把為這個社會做一些事情想得那麼龐大,看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,做自己覺得正確的事,告訴別人什麼是正確的,如此而已。加油。

(一篇FB回應的整理)



  補個心得:我甚至覺得對於陳為廷的慷慨激昂,部長應該冷靜地一一回應,不對的地方道歉,誤解的地方澄清。然後,作為關心學生的部長,應該維護學生的言論權利,公開反對聯合報的不實報導,並支持媒體改革。等這些都完成了,我們當然可以來談應該怎樣更有效果地在公眾場合陳述自己,加強學生的演講態度等等。
  但也別忘了,整次事件的起因必須被看到。發言的形式問題應該可以立刻被排除,或事後處理,迅速回到內容的討論:反媒體壟斷及公文是否構成威權壓迫等問題。囿限於形式問題,這不是民主自由。

2012年12月4日

這國家正在探測某種底線。


  這國家正在探測某種底線。代議士拿著傳聲筒向他所代表的人說:你可以有意見但請注意你的態度。隻手遮天的媒體不只教導我們如何盲目,也讓我們禁聲。合宜地說話變得至高無上,更甚者,他們可以決定你是來「質詢」抑或「備詢」;他們決定你是否言詞激烈或僅僅對一項公然謊言忍無可忍。
  頓時,人們都發現了自己的角色定位,劇本都在手上了,這國家變成真實上演的戲劇:學生要平和低聲地發表意見,但沒有人會理這群人;官員要繼續打官腔與公然說謊,但沒有人在意;媒體要繼續照興致編撰下去,觀眾表示不意外,模糊焦點就是新一代的媒體職責。我們樂得在一切都模糊的年代,咒罵那些「被剪輯為」不理性的人;樂得看官員打太極迴避問題或甚至顛倒是非,正如同我們應該優雅地扮演那群沉默而焦慮的大眾。
  是的我們相信民主,但不維護他,因為和諧似乎更加重要。
  是的,正義:正義不能太多,任何一面倒的都是民粹。是的,理性:理性的含意就是告訴大家事情還可以怎麼想,但不說出自己怎麼想。是的,多元:多元就是任何的話都是不容批判的,即使是反多元的言論。
  於是這沒有立場的模糊年代,開始要求一種舞台上合宜的辭令:不能太多人說某件事情是對的,即使要說,也要合乎倫常地說,合乎劇本地說。天翻地覆的事情來了,我們卻開始細究那些反抗者的辭令與姿態,是否按照既定的舞台要求。我們無感於此,直到某日,舞台拱手賣出;才發現這個民主舞台,我們甚至不曾為他說過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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