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7月31日

阻止「政治」的脫嵌──318反服貿運動觀察

阻止「政治」的脫嵌──318反服貿運動觀察

(全文刊登在《公共知識分子》第七期 太陽花學運專號) 

前言:重回Polanyi

  讓我們再一次從Polanyi說起。作為二十世紀至今對經濟自由主義最有力的批判,社會學家Karl Polanyi的著作《鉅變》[1]戳破了自律市場的神話。全書旨在說明:沒有全然的自由貿易市場這回事,從古至今,作為多種交換模式中的一種,市場經濟始終鑲嵌(embedded)於社會之中。自律市場的神話虛構了勞力、土地與貨幣三項「商品」,但這三項永遠無法真正商品化。只要市場試圖脫嵌(disembedding)於社會,社會必然產生反向的保護運動(counter-movement),阻止文化與社會關係遭受毀滅性的破壞。保護運動不等於貿易上的保護主義,而是「保護社會」:從市場中將社會拯救出來。
  然而,到這裡故事只說了一半。Polanyi接著談法西斯主義、兩次大戰,談歷史的齒輪如何無情的轉動。他說明反向保護運動必然發生,卻未能徹底阻止市場邁向自律的運動,兩者持續拉扯,社會最後被迫以取消民主的方式,全面控制經濟,解決僵局。這就是市場嘗試脫嵌於社會的結果,表現為激化的階級衝突,法西斯主義的悲劇。
  《鉅變》開頭第一句是:「十九世紀的文明已經崩潰。」我們距離那個崩潰,還有多遠?又該怎麼辦?這是我對於318反服貿運動,乃至於面對全球自由貿易趨勢下,台灣該何去何從,最核心的關注。

社會力的動員

  在這個視角下,我們更能清楚掌握為期24天反服貿抗爭的脈絡。這場抗爭運動的最大特徵,不是人數多(倒扁、洪案也達到相近規模的人數),也不是抗爭天數長(從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到公投盟,天數更長者比比皆是),而是如何在佔領立法院的突發衝突過後數日,迅速轉型成為動員全社會關注、投入的運動──從一開始,這就不是一場「學生運動」,而是社會力的動員。
  從場外公民團體發起的公民審議,到進入議場改善通風的水電工;從來自各行各業的聲援與捐款,到現場的戰地廚房、醫療志工團。公民投書、買廣告,甚至自主發起「賤民解放區」、「大腸花論壇」。當運動已經轉型成為社會力的動員,沒有人能夠預料、掌握明天又會有哪些團體自主加入(或離開),以什麼方式協助(或另闢戰場)。這絕對超過黑色島國青年陣線,或者議場內公民/學生團體能控制。當然,隨著各種立場的成員「加入」到立院現場,對於運動想像、訴求的種種差異,必然導致話語權及主導權的爭奪。本文重點不在釐清這些紛爭,而是首先藉此提問:為何在這次,社會力會動員的如此迅速、全面?
  以個人經驗為例,因緣際會下,我在政院事件之後便將重心移回清大校園,與許多校內組織合作進行罷課相關的活動。我們在校園的公共空間(野台)開設民主教室,立院那頭逐步退場後,清大學生甚至迅速籌辦了一系列的服貿論壇。服貿爭議,清大師生自然正反立場皆有,但被詢問能否來野台談談,絕大多數的老師都一口答應。而系列論壇,也是在六個社團同學自主發起合作而來。相對於其他許許多多的抗爭或社會爭議,為何大家動力如此之高?我歸結了兩個原因:首先,自由貿易的開放,涉及到社會各個層面與領域,使每個人都覺得「與自己相關」。其次,當中的程序黑箱問題,使「民主陷入危機」似乎是大家的共識。
  換言之,社會力的動員並非意味「各行各業的人都動員來反服貿」,而是因為爭議牽涉到整個社會,各行各業的人都重新想要將這項自由貿易的協定(議)「納入到社會機制中」──即使要通過,也要受到社會的規範。後者,事實上正是「兩岸經濟協議監督條例」成為運動最終公約數的原因。

站在前人的遺產上

  然而,即使運動背後是社會力的全面動員,我們仍舊要先回到抗爭場域理解。這場抗爭不是獨立事件,從野百合世代與學運團體的互動,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抗爭知識的傳承、對話,也看到野草莓運動後,全國各校異議性社團遍地開花的成果。而「場外」花樣百出的公民審議、論壇、自主活動,細數參與的團體,也可看到社大運動、農民運動、婦女運動、環境運動各路人馬的身影。
  誠然,歷史雖然連續但並非線性。我並非要認定這次運動是(同質的)A世代教導、傳承給(同質的)B世代,而帶來進步。但不能否認沒有台灣二十餘年的公民運動開花結果,我們不可能看到八方來援,更不可能單靠場內的學生/公民團體,就動員得了五十萬人上街。
  這些多元異質的團體,成功提高整體的動能,也讓抗爭得以在衝撞以外,拉出論壇、審議、連署、罷工罷課、施壓立委等等不同形式。多元團體與多元形式,不僅讓議題觸及到更多樣的社群,也「拒絕」運動被特定聲音所把持。

政治瓶頸

  於是,牽連全社會,試圖透過去管制讓自由貿易市場「自律」的運動,造成了相對應的社會力動員。同時,台灣不算長的社會運動史,為我們打下具體抗爭的基礎。Polanyi的反向保護運動,具體現身為佔領立法院,「拒絕服貿,捍衛民主」的運動。然而,這真的能改變了什麼嗎?
  330遊行當晚,我抽空聆聽了「真實烏托邦」概念的提出者,前美國社會學會會長Erik O. Wright教授的座談。[2]教授提到了美國2011年佔領Wisconsin州議會事件:人們佔領州議會廳長達17天,連警察工會都加入聲援,群眾擠滿議會廳高喊:"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" 但最後,大幅刪減公共預算及限制工會的法案還是通過了。我不禁提問:真實烏托邦主張提出具體的替代方案,指向未來理想,那如果我們號召再多人,馬總統還是不為所動,這樣的抗爭究竟能夠撼動什麼?
  這事實上正是我從佔領運動一路到聲勢浩大的遊行當天,體會到的深刻困境。是的,五十萬人上街,我們又創下了某個公民運動史的紀錄,但政治似乎仍舊不屬於我們。不但「民主政治」不屬於我們,我們誤以為為民服務的政府,很可能只是透過治理手段不斷自我再生產的社會機構。正是這種為自身利益著想的治理手段,使政府不僅不傾聽,更不顧人權與比例原則,施行324血腥的國家暴力。對此,人民只能拿通常只在選舉期間有效的「統治正當性」微弱的威脅政府。拒馬永遠隔開了人民(不論人數多麼龐大)與失靈的代議政治、無所顧忌的治理機器。該怎麼辦呢?
  Wright給我的答案是:「你必須思考在短暫勝敗之外的意義,在我看來,你們正在打造了一種文化,告訴人們可以參與,必須參與,對自己想有的生活提出主張。……如果你知道支持的候選人會輸,為什麼還要去投票?("Why bother to vote, when your candidate will definitely lose?")你投票的理由不是因為你的候選人會贏,而是因為你是具有參與民主運作義務的公民。你們正在打造這種文化,讓人們認為自己必須要參與在其中。」
  我認為這種「讓人認為自己必須要參與」的文化,既不是要人放長遠看,也不是為了讓更多人站上街頭的文化策略,或者希冀提高人民民主素養的文化運動,這些都未必能改變現況。政府不會因為更多人上街,或人民素養提高,就改變作法。然而,我們確實面臨了政治的瓶頸:無論社會力如何風起雲湧,執政當局仍然「有本錢」可以繼續跳針,重複相同的回應,彷若運動從未發生。這種可怕的僵局就好像Polanyi所揭露的歷史,或其現代版本,如社會學家Wolfgang Streeck所指出,市場邏輯與民主價值的恆常矛盾[3]──現行的民主體制無法真正解決僵局,這點和19世紀沒有什麼不同。

結論:阻止「政治」的脫嵌

  自由貿易的矛盾連結到民主危機,絕非無稽之談。按照Polanyi,歷史教訓是僵局帶來了法西斯主義、兩次大戰,最終帶來文明崩潰。若同質化(排除異己)與強人獨裁政治是法西斯的特徵,運動後期將對於決策的種種質疑連結到法西斯主義,雖不免誇大,方向卻是對的。面對愈加惡劣的經濟、政治處境,與看似永遠打不倒的敵人,群眾何嘗沒想過以目的正當化手段,不顧一切由少數領袖與各種集體動員來達到訴求?所幸,參與者中還存在足夠多的多元性與反省、質疑,最終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溝通。
  但總統府的高牆與拒馬還在那裡,抗爭群眾退出立院後,兩岸經濟協議監督條例(甚至還不是自由貿易開放與否,而僅僅是一項要求市場受到社會管制的法條)又重新回到執政黨一意孤行,在野黨除了杯葛別無他法的無限迴圈中。「政治」傾向脫離社會自行運轉的程度,不禁讓人想類比Polanyi式的提問:政治真的有可能繼續這種自外於社會的傾向,任由那樣少數的「民意代表」們自律運轉下去嗎?如果不是,那麼我們的反向運動,有可能出現在哪裡?
  Slavoj Žižek在評論佔領華爾街運動時,提到「不要行動,只要思考」的觀點。[4]他說明佔領行動意味著一個開始收拾殘局的信號,當資本主義邏輯存在根本上的錯誤,制度化民主又無法解決問題,我們更應該開始思考:什麼是替代方案,能夠取代現有體制的替代方案。我認同他對於「偽行動主義」的分析:單憑直覺無思考的相信自己一定要做些什麼才行,而並未真正重新理解正面對到怎樣的處境。然而,重新理解資本主義也好,自由貿易或當前台灣所面臨的困境也好,這樣的思考應當可以發生在集體參與的場域。換言之,理解現狀,提出政治策略或甚至加以實驗,這些社會行動能發生在某種文化場域。透過文化場域的運作,我們有可能提出新的政治主張(從而才有行動的可能),而正是這些政治計畫,有可能讓「政治」重新為社會所掌控。
  從一個角度,你可以說反服貿運動帶來的審議式民主實驗,社運世代的交流,大規模遊行等等,都無法撼動結構,更沒有提出什麼真正能取代既有體制的方案(不只是效果上能取代,更在實踐上能把既有體制換下來)。但從另一個角度,若真有替代方案出現,也不可能在文化真空的環境下,憑空產生。當然這種文化場域絕非依照某種平等式、去階級化的民主幻象,或訴諸提高公民素養等心理改造式的幻想。文化既是政治鬥爭的場域,也是生產論述的場域。正因為這些有別於形式民主的全民參與仍舊是「政治」的,我們才有可能在這種文化中,重新思考民主為何物,政治為何物──重新將「政治」生產出來。
  關鍵在於:我們進行這些種種實踐時,究竟是否真實了解到世界的樣貌與困境,並在實踐中尋找替代方案,而非繼續在既有的民主框架中,享受既定形式的「啟蒙」或參與。我們不能繼續停留在行使集會遊行的自由,而是透過這些集會遊行去思考,其中蘊含了怎樣的政治方案可能,甚至可以幫助我們捍衛集會遊行的自由。又或者,辨認出既有的靜坐模式如何排除弱勢或被汙名化的遊民、「大哥」等群體,而嘗試新方案使得不同階級有奪權的可能。
  我想,如果「政治必然鑲嵌於社會」的命題成立,那麼回歸每個人的政治性,或許正是反向運動的基點。社會不會允許絕大多數的人,長期被排除在政治運作外,或至少可以說,我們不允許這樣的社會:甚至以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手段,試圖解決經濟問題。若要避免號稱自律的自由貿易市場毀壞社會,我們應該同時讓政治回歸社會,回歸於我們每個人手上。這樣的運動,一方面需要認清當代民主政治如何與政治性及社會脫鉤,另一方面,需要去除既有對於民主的幻想,處理文化場域中既存的階級、性別等差異與衝突。這當然無比困難,但唯有如此,我們才可能期待一個新的,更加鑲嵌於社會的政治能從中誕生。



[1] Karl Polanyi(1989)。《鉅變:當代政治、經濟的起源》(黃樹民、石佳音、廖立文譯)。台北:遠流。
[2] 相關的紀錄與思考放在筆者另一篇網誌:<我們正在打造一種文化:真實烏托邦與佔領運動> http://jkily.blogspot.tw/2014/03/blog-post.html
[3] Streeck, W. (2011). <The crise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>. New Left Review, (71), 5–29.
[4]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Sky0H67FHU

我們要保留哪些古蹟,哪些記憶?──關於文化非/資產劃界政治的一些設問

我們要保留哪些古蹟,哪些記憶?──關於文化非/資產劃界政治的一些設問


  家裡巷子附近轉角的麵線羹拆掉了。那裏沒有老樹,不是什麼歷史建物,就只是一間鐵皮屋搭起的小麵線羹攤。我甚至沒去吃過,只記得招牌很特別:招牌字樣左右兩旁還有可口可樂的LOGO。小時候問我爸,為何麵線羹要放可口可樂的LOGO,爸就跟我說,這樣等於幫忙宣傳,老闆可以跟可口可樂公司拿錢。因為這件事,長大後每次經過,都會想起那段還由我爸接送的國小歲月。
  一間鐵皮屋拆除成為工地,城市似乎再沒有更稀鬆平常的事了。我不禁懷疑:我能夠(任性地)主張保存它嗎?跟一座日本時代的建物,或者舊式閩南三合院,鐵皮屋對我個人的記憶重量,明明多上許多,為何不能保存它?誰來決定哪些建物是「有歷史的」,是「有價值的」?
  今天經過,我跟老爸抱怨了一下。我說,感覺這座城市能夠與我童年連結的部分,越來越少。爸只反問一句:「事情不是本來就這樣嗎?」這讓我想起更早之前,自己對於城市的素樸理解。我認為建築、地景作為人類生物活動的外部效果,跟水獺的巢,招潮蟹的地洞沒什麼差異:隨著生物族群的演替變化,總是要改變的。我們不可能保存一切,否則舊有事物總有一天會佔據所有新生者能夠生活的空間。事情不是本來就這樣嗎?舊的東西總要過去,不然新的無法駐足。而嶄新的,必然是好的。後面這句隱藏的話,其實正是台灣多年來依循的意識形態,也是發展主義在台灣最核心的樣貌之一。
  當然,念了些社會學的我,學到城市發展並非那麼單純:很多時候,建物不屬於我們,屬於資本。我們看到的是資本演替的邏輯,而非人們生活住居的變遷。因此,所有建物都被冠上了價格與汰舊的命定壽命,成為逐年攤提成本的商品。蓋好的那瞬間,便可以計算何時成為「中古屋」,何時該被「更新」。為人們生活的空間安上標價,新舊建築更加快速更迭,但也因此,拆除經常是為了更好的賣價,為了把持權利、土地者更大的利益,而不是為了人們的幸福。
  資本運作是不需要歷史的,歷史性只是資本循環中的累贅。在這個設想下,文資保存成為避免社會文化被商品化邏輯席捲的反抗運動。於是乎,我們「保存」了越多,資本或者所謂發展主義的大怪獸,似乎就被絆住越多。更進一步,文資保存運動期望發展出一種新的經濟文化:一種不需要依靠不斷拆除、更新來運轉的經濟模式,一種更能夠保存記憶與歷史的經濟模式。
  然而「保存」作為「反對空間被納入資本循環」的手段,或更白話點,訴求各種保存來對抗無止盡的拆除,這當中似乎還少了什麼。我們常常把保存某項文化資產視為社會運動的訴求及預期的結果,但事實上文化資產的「價值」反而來自於政治場域的運作。沒有樂生運動,樂生院的文化資產價值不會被重視、被建構出來。文化資產有時被國家「賦予頭銜」,有時運動者奔走之下被看到,背後都是一連串的政治角力,最終象徵地表現為古蹟或歷史建物的指定。
  這其中的論述建構、政治角力,以及文化非/資產的劃界政治,或許才是真正該被討論的。例如Laurajane Smith觀察到西歐民族國家的「遺產」如何被權威論述建構而來,於是你看到被視為古蹟的,其實大多是屬於中產階級,或符合民族認同意象的建物。[1]哪些是古蹟,哪些不是。誰參與在論述的生產過程中,這些論述的邏輯又從何而來。又譬如:我們給予原住民部落建物的保存,相等於其他族群建物的關注了嗎?這不僅涉及到國家機構視野下,哪些是「資產」,也涉及到如何利用:是要蓋成園區,還是弄一弄賣些文創小物呢?
  文化資產的概念從一開始就是在個人財產與進步設想中,留存「共同遺產」的概念。因此化約地說,文資保存背後真正的戰爭,是各方群體要求自己的存在被社會看見,捍衛其記憶、歷史與文化的政治鬥爭。在這個意義上,才與反對抹平差異的資本運作邏輯扣連,但另一方面,也不能忽略「歷史文化」轉化到被社會共有的「文化資產」,背後的劃界政治,存在怎樣的權力結構。
  回到賣麵線羮的鐵皮屋:設想五十年後,我們為台灣保留了哪些屬於21世紀初期的建物。幾乎可以預期,摩天大樓被保留了,街角的鐵皮屋不會,小學的老校舍也不會。這就是我們該畫下問號的地方。



[1] Smith, L. (2006). Uses of Heritage. Archaeology

2014年7月3日

誰擁有你的臉書動態?──談臉書「情緒實驗」爭議

誰擁有你的臉書動態?──談臉書「情緒實驗」爭議


(本篇投稿於獨立評論@天下 2014/7/03)

photo credit:Marco Paköeningrat (CC BY-SA 2.0)

  6月底的周末,臉書官方進行的一項研究,遭指控在未告知使用者的情況下,調控了近70萬使用者的動態消息,藉以研究傾向呈現不同情緒的動態消息,如何影響使用者的行為。此舉引發巨大反彈,與隱私爭議。
  如果今天是某電視新聞台,透過在不同時段調動、安排不同的新聞類型,調查閱聽眾情緒如何變化,消費行為及廣告收視態度如何改變,似乎就不會如此讓人反感。每當批判電視新聞之膚淺挖糞,我們事實上仍都預設了電視台有權力調查所有人的收視反應,調控各種媒體內容──只是結果我們不喜歡。這跟臉書「操控」我們所閱覽的內容,到底差在哪裡呢?
  我認為這項爭議涉及到兩個層面:研究倫理與數位內容所有權。倫理上,因為這是一篇學術研究,大家會以更高標準期許研究者,要求他們必須告知被研究者,自己的資訊正在被蒐集。然而,我們不會以這種標準要求收視調查,或者要求林林總總隱藏在各大網站的使用者資訊蒐集機制。後者有時會告知,有時不會,但總之我們都不太在意。媒體或網站運用Google Analytics等工具蒐集使用者來自何方,使用多久,點擊、接續點擊那些物件,對我們來說就跟大賣場蒐集熱門商品數據一樣正常。我們甚至對於一種「大數據」的趨勢寄予厚望,讓網路書店能夠在下單前,就知道我們要買什麼。
  這項爭議的第二個層面是數位內容所有權[1],也是電視媒體與臉書等社群媒體(Social Media)在這項爭議上最大的差異。使用者的反感不只來自於「未被告知」,也來自於「我的東西你怎麼可以亂動」。我們可能認為電視台安排節目內容天經地義,因為他們是媒體內容的生產者。於是,媒體操控輿論固然讓人生氣,但沒辦法,節目是他製作的。但反過來說,臉書操控大家的動態便讓人無法接受。因為基於Web 2.0精神,從社群網站(Social Networks Sites)轉型而來的社群媒體,我們認定上面絕大多數都是使用者原生的內容(User-generated Content)。既然使用者是生產者,臉書只是提供儲存、交流數位內容的平台,就不能隨意改動,要以「原本的樣貌」呈現給我們。
  這不是實情。首先,臉書上從來沒有什麼忠實呈現這件事。從塗鴉牆功能啟用的那一刻開始:透過演算法重新整理使用者好友動態,傳遞一個新的故事線給使用者,臉書就具備了守門人的角色。是的,我們每天生產、傳遞一堆訊息,但臉書負責調控,生產一個專屬頁面給你看。臉書考慮的因素很多:廣告、互動率、國家監控、在地使用者回應。這不僅由於技術上的考量:臉書沒辦法一口氣讓你看到所有朋友的更新──故事(Story),他一定要篩選,當然怎麼篩選他說了算。還由於許多商業上的考量,及為了回應使用者的反彈。由於使用者遍及全球各地,臉書的種種改版總在不同區域引發不同反應。因此差異化改版:選擇特定群體進行測試,再逐步推廣,是臉書行之有年的策略。[2]在這個意義上,若沒有發表研究內容,單單選擇特定群體進行更動,測試其反應,這真的不是臉書的第一次。
  其次,我們從未「擁有」過我們刊登的那些動態。根據臉書的資料使用政策,其中一項臉書「合法」的使用方式即是:「進行內部操作,包括疑難排解、資料分析、測試、研究和服務改善。」同時,下面還有一句很奇妙的補充:「雖然您允許我們使用接收的有關您的資訊,但是您的全部資訊一律歸您所有。[3]翻譯成白話就是:先講好了,只要是內部操作,我們怎樣用你的東西都可以,但你的東西還是你的東西。這才是臉書上數位內容的真正狀態:使用者具有所有權,但讓渡大量的使用權給予臉書。
  我們必須認知到:臉書是掌控大量使用者資訊,同時不斷在前者基礎上變更、調整其介面的技術載體。大部分的技術細節都處於技術黑箱(Black Box)的狀態,絕大多數的情況,皆未告知使用者。因而,我們不該視臉書為某種公開透明的平台(事實上這種對媒體的天真認知早已被揚棄),也不該視臉書為謙卑提供服務的平台(頂多加點廣告)。我們應當這樣理解臉書,乃至所有承載所謂使用者原生內容的網站平台:我們以各種資訊的形式提出我們的需求,及數位商品的原材料。然後網站平台蒐集使用者的資訊及原生內容,基於各種考量,重新生產出一個最符合其利益的樣貌給我們。
  因此,從本次臉書「情緒實驗」的爭議,到過去不勝枚舉的無預警停權、檢控,我們可以發現,Web 2.0精神強調使用者原生內容能如何扭轉媒體生產/消費的權力關係,仍舊是從未到達過的神話。我們究竟對於「資訊」擁有多少權利,不論是使用軌跡或自身所生產的數位內容,這些權利又該如何受到保護,獨立於國家或技術提供者的監控、挪用之外?這項問題,才該是本次爭議被討論的核心。

(作者為清大社會所碩士生)


[1] 數位內容的範圍很廣,請參考衛報的簡短整理,其中即包含了Social Media的部分:http://www.theguardian.com/money/2012/sep/03/do-you-own-your-digital-content
[2] http://www.cnet.com/news/why-facebook-isnt-rushing-the-rollout-of-its-new-news-feed/
[3]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about/privacy/your-inf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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