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要保留哪些古蹟，哪些記憶？──關於文化非／資產劃界政治的一些設問

我們要保留哪些古蹟，哪些記憶？──關於文化非／資產劃界政治的一些設問

　　家裡巷子附近轉角的麵線羹拆掉了。那裏沒有老樹，不是什麼歷史建物，就只是一間鐵皮屋搭起的小麵線羹攤。我甚至沒去吃過，只記得招牌很特別：招牌字樣左右兩旁還有可口可樂的LOGO。小時候問我爸，為何麵線羹要放可口可樂的LOGO，爸就跟我說，這樣等於幫忙宣傳，老闆可以跟可口可樂公司拿錢。因為這件事，長大後每次經過，都會想起那段還由我爸接送的國小歲月。

　　一間鐵皮屋拆除成為工地，城市似乎再沒有更稀鬆平常的事了。我不禁懷疑：我能夠（任性地）主張保存它嗎？跟一座日本時代的建物，或者舊式閩南三合院，鐵皮屋對我個人的記憶重量，明明多上許多，為何不能保存它？誰來決定哪些建物是「有歷史的」，是「有價值的」？

　　今天經過，我跟老爸抱怨了一下。我說，感覺這座城市能夠與我童年連結的部分，越來越少。爸只反問一句：「事情不是本來就這樣嗎？」這讓我想起更早之前，自己對於城市的素樸理解。我認為建築、地景作為人類生物活動的外部效果，跟水獺的巢，招潮蟹的地洞沒什麼差異：隨著生物族群的演替變化，總是要改變的。我們不可能保存一切，否則舊有事物總有一天會佔據所有新生者能夠生活的空間。事情不是本來就這樣嗎？舊的東西總要過去，不然新的無法駐足。而嶄新的，必然是好的。後面這句隱藏的話，其實正是台灣多年來依循的意識形態，也是發展主義在台灣最核心的樣貌之一。

　　當然，念了些社會學的我，學到城市發展並非那麼單純：很多時候，建物不屬於我們，屬於資本。我們看到的是資本演替的邏輯，而非人們生活住居的變遷。因此，所有建物都被冠上了價格與汰舊的命定壽命，成為逐年攤提成本的商品。蓋好的那瞬間，便可以計算何時成為「中古屋」，何時該被「更新」。為人們生活的空間安上標價，新舊建築更加快速更迭，但也因此，拆除經常是為了更好的賣價，為了把持權利、土地者更大的利益，而不是為了人們的幸福。

　　資本運作是不需要歷史的，歷史性只是資本循環中的累贅。在這個設想下，文資保存成為避免社會文化被商品化邏輯席捲的反抗運動。於是乎，我們「保存」了越多，資本或者所謂發展主義的大怪獸，似乎就被絆住越多。更進一步，文資保存運動期望發展出一種新的經濟文化：一種不需要依靠不斷拆除、更新來運轉的經濟模式，一種更能夠保存記憶與歷史的經濟模式。

　　然而「保存」作為「反對空間被納入資本循環」的手段，或更白話點，訴求各種保存來對抗無止盡的拆除，這當中似乎還少了什麼。我們常常把保存某項文化資產視為社會運動的訴求及預期的結果，但事實上文化資產的「價值」反而來自於政治場域的運作。沒有樂生運動，樂生院的文化資產價值不會被重視、被建構出來。文化資產有時被國家「賦予頭銜」，有時運動者奔走之下被看到，背後都是一連串的政治角力，最終象徵地表現為古蹟或歷史建物的指定。

　　這其中的論述建構、政治角力，以及文化非／資產的劃界政治，或許才是真正該被討論的。例如Laurajane Smith觀察到西歐民族國家的「遺產」如何被權威論述建構而來，於是你看到被視為古蹟的，其實大多是屬於中產階級，或符合民族認同意象的建物。[1]哪些是古蹟，哪些不是。誰參與在論述的生產過程中，這些論述的邏輯又從何而來。又譬如：我們給予原住民部落建物的保存，相等於其他族群建物的關注了嗎？這不僅涉及到國家機構視野下，哪些是「資產」，也涉及到如何利用：是要蓋成園區，還是弄一弄賣些文創小物呢？

　　文化資產的概念從一開始就是在個人財產與進步設想中，留存「共同遺產」的概念。因此化約地說，文資保存背後真正的戰爭，是各方群體要求自己的存在被社會看見，捍衛其記憶、歷史與文化的政治鬥爭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才與反對抹平差異的資本運作邏輯扣連，但另一方面，也不能忽略「歷史文化」轉化到被社會共有的「文化資產」，背後的劃界政治，存在怎樣的權力結構。

　　回到賣麵線羮的鐵皮屋：設想五十年後，我們為台灣保留了哪些屬於21世紀初期的建物。幾乎可以預期，摩天大樓被保留了，街角的鐵皮屋不會，小學的老校舍也不會。這就是我們該畫下問號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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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Smith, L. (2006). Uses of Heritage. Archaeolog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