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12月29日

關懷發生在人身上,而非落在知識裏頭。


關懷發生在人身上,而非落在知識裏頭

閱讀完彭明輝老師新一則網誌,我的想法是,沒有人能因為學了什麼學科,便能拿出better alternative。要說有什麼領域能提供你關於世界或人「應然面」的最佳解答,大概近於宗教吧,但生命信念又是另外層次的問題。我並非認為學術人不該有社會關懷,然而關懷發生在人身上,而非落在知識裏頭。陳瑞樺老師在古典社會學第一堂課就說,社會學訓練常讓學生傾向於將其作為社會的答案,但認識世界可以靠理性論述,改變世界不能只靠理性論述。社會學應當是對社會解釋的一個觀點,而非答案本身。鄭喜恆老師在載物書院學弟妹的迎新活動中介紹哲學,他說,若抱著要為生命找答案的心態來讀哲學,很容易迷失。這些話我都牢牢記在心裡,因為要賦予知識意義的是人,不是知識本身。知識不會把你關進象牙塔,是人自己關上大門。至少現在,我帶著這樣的認知在學習,因為我明白,課本上那些知識始終只是生命的一小部分。
面對台灣紛雜的社會問題,老師急切的心讓我很感動,更嚮往之;但輕觸倫理學,政治學等,泛實踐哲學的這學期下來,我只發現那些爭議仍沒有最終解。陳斐婷老師談到此乃學習倫理學的挫折感,我要說,這份挫折感來自我們仍舊沒有勇氣承擔自己的立場,仍以為老師會給出一個正確答案。我想說的是,《正義:一場思辨之旅》始終只是堂課,雖然他被大量傳播,被某些人奉為圭臬。改變社會並非分析哲學或倫理學的本意,即使在古希臘,倫理學也不過為政治學鋪路,而政治學上的理想,又有哪個被真正實踐?
我永遠記得老師過去在課堂上畫的兩條線,一條是理想,一條是現實。老師一再強調,人不可能到達理想,但絕對不可甘於現實。經過這些年,我明白,沒有任何人可以教你理想是什麼。正如同老師現在對台灣政治改革的期盼,不來自於任何一門學問,而來自於長年的敏感度和社會體察。關懷和學問始終是知識分子一體兩面的事。老師心繫於學術圈內學術關懷之匱乏,或許在此基礎上,批判將分析哲學奉為社會問題解答的人,若是這樣,我同意。然而我們應該要求學術工作者找回作為學術人的關懷,履行一位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,提出好的解決方法,但絕非要求他們教授一門對社會現況明確有益的知識,因為這是不同件事。
這不僅僅因為知識不只用在解決現今問題,而是現今的歷史現況,學術已非指向某一「真理」的沉思性事務。這是多神、多價值並立的時代,誠如韋伯在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》中指出,學術自然不應當只關於技術或思想工具,然而也無法提供某種終極立場。學術所能提供的,毋寧是一種清明,一種知性上的誠實。「在教室的範圍內,唯一的德行,便是平實的知性誠實。(1)」這種誠實幫助我們能在繁雜的價值中看清,不以「軟弱的相對主義」減輕自己的義務。
那麼在教室外呢?我想,這與老師所掛念的相一致,「我們應走另一條路:我們要去做我們的工作,承擔應付眼下的要求。(2)」這是教室外的事,無法教的,這是作為一個學術人該有的關懷。


(1)(2)均引自Weber, Max;康樂編譯,1991,《學術與政治:韋伯選集(I)》,台北:遠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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