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首投族的擔憂
隨著選舉接近,雙方陣營提出的政見,搶票意味日漸濃厚。作為一個首投族,看著這種局面我深深害怕著。
馬英九的表現讓我感到失望,如果檢視完小英我也有同樣的感覺,即使我想做個中間選民,又能怎麼辦?如果我不投票,那就必定被忽視。但即使我去投票,如果選擇任何一位都無法表達我的立場與關注,我的投票真的可以讓台灣的政治有所提升,讓中間選民的聲音得以被聽到嗎?四年一次,在這種政治人物只需在選舉時負責,以及兩大黨政見幾乎相仿地模糊抽象,有願景沒有方向的雙重困境下,投票能改變政治,似乎也只能變成一種無可奈何,有投總比沒投好的相信了。
我試著從概念上思考發生了什麼事:一個系統內的問題可否單單在系統內被解決。選舉文化的弊端可否單透過選舉解決,正如同,考試制度的弊端可否單從修改制度而解決。這種想法假設了問題的根源在系統內,但我們明明都知道這不是事實。一個問題背後有其脈絡,例如考試制度的弊端就跟台灣人對於教育的態度,或者甚至文憑主義脫不了關係。而且即使知道如此,仍然沒什麼幫助。訴求體制內的方式除了為避免失控外,難道是種實務上的妥協?
體制外的行動是另外一條路。但又如何面對,整體問題脈絡被化約成條列式訴求的問題?當掌權者只針對那幾條訴求回應(大多如此),又要怎麼避免不會流於政治上的敷衍耍賴?同時,有太多問題是沒辦法被看到或包裹成一項公民行動的。越是龐大得到的答案越是簡單。例如,我們要求全面改善同志族群在台灣社會所受的歧視。得到的答案必然是:你們的聲音我聽到了,我們會尊重。一個良好的政府,或退到最後一步,一項完善的政策,真的可以透過公民集結的方式,藉由群體跟政府的對話來獲得嗎?
我非常相信並支持這些行動。但是我也相信這只能是個意見集結,尋求共識,讓人民站出來被看到的起點。無論多麼美好,終究會回到體制內,然後面對體制的困境。而體制外的行動,並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困境。例如:我們將同志訴求落實到伴侶權法案的提出。很好,但是立刻要面對的是,這份法案只會由某小群長年從事政治工作,大概壓根兒沒仔細認識過同志,沒接觸過同志在社會的處境,甚至可能恐同的立法委員們來決定。結果會如何?
我的思考並不是否認抗爭或其他類型公民行動的意義,而是試圖指向問題的本體。因為所有的行動,最後所訴求與期望的仍是體制上的結果,仍是一個政府的答案,不論是政策轉向或者法令的修改與廢除。然而整個體制是有問題,充滿困境的。
馬英九或蔡英文,即使帶著某部分的決心與理想性,一旦進入其中,面對體制內的沉痾與傳統,面對多方政治壓力,怎能不妥協?台灣的政治體制充滿這麼多問題:立法獨大,選舉惡鬥,公務體系整體對社會真相的不了解,企業財團等對政府的強力干涉,等等。種種困境都使得政府的手段,與能夠有的政策想像,限縮到補不補貼,放寬不放寬,分配不分配之類技術性,或甚至只在舊有架構下進行調控的面向。
我們的政治沒有概念的提出與討論,只有概念的包裝,包裝一個又一個選舉文化下的拋棄式政策。這是為何我們缺乏切中要害,有格局,具前瞻性的政策。
作為一個希望人民的聲音被聽見,希望社會的真實問題被看見的初心選民,作為一個首投族,我要投票了,但是深深對於投票的價值感到懷疑。
我擔心不論我怎麼投,都會投出這樣的政府:一個不論我們怎麼努力揭露那些被所忽略的問題,卻只會為了選票,衡量後敷衍一下訴求,平息民怨的政府。一個只會解決民怨,解決單一事件與表層議題;永遠關在自己的小框框,被舊體制綁架,害怕改革與新想法的政府。一個不知道怎麼妥善面對多元聲音,只要選贏一切好談,一個不知道未來的台灣長什麼樣子,更不知道要怎麼實現的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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