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要保留哪些古蹟，哪些記憶？──關於文化非／資產劃界政治的一些設問

我們要保留哪些古蹟，哪些記憶？──關於文化非／資產劃界政治的一些設問

　　家裡巷子附近轉角的麵線羹拆掉了。那裏沒有老樹，不是什麼歷史建物，就只是一間鐵皮屋搭起的小麵線羹攤。我甚至沒去吃過，只記得招牌很特別：招牌字樣左右兩旁還有可口可樂的LOGO。小時候問我爸，為何麵線羹要放可口可樂的LOGO，爸就跟我說，這樣等於幫忙宣傳，老闆可以跟可口可樂公司拿錢。因為這件事，長大後每次經過，都會想起那段還由我爸接送的國小歲月。

　　一間鐵皮屋拆除成為工地，城市似乎再沒有更稀鬆平常的事了。我不禁懷疑：我能夠（任性地）主張保存它嗎？跟一座日本時代的建物，或者舊式閩南三合院，鐵皮屋對我個人的記憶重量，明明多上許多，為何不能保存它？誰來決定哪些建物是「有歷史的」，是「有價值的」？

　　今天經過，我跟老爸抱怨了一下。我說，感覺這座城市能夠與我童年連結的部分，越來越少。爸只反問一句：「事情不是本來就這樣嗎？」這讓我想起更早之前，自己對於城市的素樸理解。我認為建築、地景作為人類生物活動的外部效果，跟水獺的巢，招潮蟹的地洞沒什麼差異：隨著生物族群的演替變化，總是要改變的。我們不可能保存一切，否則舊有事物總有一天會佔據所有新生者能夠生活的空間。事情不是本來就這樣嗎？舊的東西總要過去，不然新的無法駐足。而嶄新的，必然是好的。後面這句隱藏的話，其實正是台灣多年來依循的意識形態，也是發展主義在台灣最核心的樣貌之一。

　　當然，念了些社會學的我，學到城市發展並非那麼單純：很多時候，建物不屬於我們，屬於資本。我們看到的是資本演替的邏輯，而非人們生活住居的變遷。因此，所有建物都被冠上了價格與汰舊的命定壽命，成為逐年攤提成本的商品。蓋好的那瞬間，便可以計算何時成為「中古屋」，何時該被「更新」。為人們生活的空間安上標價，新舊建築更加快速更迭，但也因此，拆除經常是為了更好的賣價，為了把持權利、土地者更大的利益，而不是為了人們的幸福。

　　資本運作是不需要歷史的，歷史性只是資本循環中的累贅。在這個設想下，文資保存成為避免社會文化被商品化邏輯席捲的反抗運動。於是乎，我們「保存」了越多，資本或者所謂發展主義的大怪獸，似乎就被絆住越多。更進一步，文資保存運動期望發展出一種新的經濟文化：一種不需要依靠不斷拆除、更新來運轉的經濟模式，一種更能夠保存記憶與歷史的經濟模式。

　　然而「保存」作為「反對空間被納入資本循環」的手段，或更白話點，訴求各種保存來對抗無止盡的拆除，這當中似乎還少了什麼。我們常常把保存某項文化資產視為社會運動的訴求及預期的結果，但事實上文化資產的「價值」反而來自於政治場域的運作。沒有樂生運動，樂生院的文化資產價值不會被重視、被建構出來。文化資產有時被國家「賦予頭銜」，有時運動者奔走之下被看到，背後都是一連串的政治角力，最終象徵地表現為古蹟或歷史建物的指定。

　　這其中的論述建構、政治角力，以及文化非／資產的劃界政治，或許才是真正該被討論的。例如Laurajane Smith觀察到西歐民族國家的「遺產」如何被權威論述建構而來，於是你看到被視為古蹟的，其實大多是屬於中產階級，或符合民族認同意象的建物。[1]哪些是古蹟，哪些不是。誰參與在論述的生產過程中，這些論述的邏輯又從何而來。又譬如：我們給予原住民部落建物的保存，相等於其他族群建物的關注了嗎？這不僅涉及到國家機構視野下，哪些是「資產」，也涉及到如何利用：是要蓋成園區，還是弄一弄賣些文創小物呢？

　　文化資產的概念從一開始就是在個人財產與進步設想中，留存「共同遺產」的概念。因此化約地說，文資保存背後真正的戰爭，是各方群體要求自己的存在被社會看見，捍衛其記憶、歷史與文化的政治鬥爭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才與反對抹平差異的資本運作邏輯扣連，但另一方面，也不能忽略「歷史文化」轉化到被社會共有的「文化資產」，背後的劃界政治，存在怎樣的權力結構。

　　回到賣麵線羮的鐵皮屋：設想五十年後，我們為台灣保留了哪些屬於21世紀初期的建物。幾乎可以預期，摩天大樓被保留了，街角的鐵皮屋不會，小學的老校舍也不會。這就是我們該畫下問號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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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Smith, L. (2006). Uses of Heritage. Archaeology

誰擁有你的臉書動態？──談臉書「情緒實驗」爭議

誰擁有你的臉書動態？──談臉書「情緒實驗」爭議

（本篇投稿於獨立評論@天下　2014/7/03）

photo credit：Marco Paköeningrat (CC BY-SA 2.0)

　　6月底的周末，臉書官方進行的一項研究，遭指控在未告知使用者的情況下，調控了近70萬使用者的動態消息，藉以研究傾向呈現不同情緒的動態消息，如何影響使用者的行為。此舉引發巨大反彈，與隱私爭議。

　　如果今天是某電視新聞台，透過在不同時段調動、安排不同的新聞類型，調查閱聽眾情緒如何變化，消費行為及廣告收視態度如何改變，似乎就不會如此讓人反感。每當批判電視新聞之膚淺挖糞，我們事實上仍都預設了電視台有權力調查所有人的收視反應，調控各種媒體內容──只是結果我們不喜歡。這跟臉書「操控」我們所閱覽的內容，到底差在哪裡呢？

　　我認為這項爭議涉及到兩個層面：研究倫理與數位內容所有權。倫理上，因為這是一篇學術研究，大家會以更高標準期許研究者，要求他們必須告知被研究者，自己的資訊正在被蒐集。然而，我們不會以這種標準要求收視調查，或者要求林林總總隱藏在各大網站的使用者資訊蒐集機制。後者有時會告知，有時不會，但總之我們都不太在意。媒體或網站運用Google Analytics等工具蒐集使用者來自何方，使用多久，點擊、接續點擊那些物件，對我們來說就跟大賣場蒐集熱門商品數據一樣正常。我們甚至對於一種「大數據」的趨勢寄予厚望，讓網路書店能夠在下單前，就知道我們要買什麼。

　　這項爭議的第二個層面是數位內容所有權[1]，也是電視媒體與臉書等社群媒體（Social Media）在這項爭議上最大的差異。使用者的反感不只來自於「未被告知」，也來自於「我的東西你怎麼可以亂動」。我們可能認為電視台安排節目內容天經地義，因為他們是媒體內容的生產者。於是，媒體操控輿論固然讓人生氣，但沒辦法，節目是他製作的。但反過來說，臉書操控大家的動態便讓人無法接受。因為基於Web 2.0精神，從社群網站（Social Networks Sites）轉型而來的社群媒體，我們認定上面絕大多數都是使用者原生的內容（User-generated Content）。既然使用者是生產者，臉書只是提供儲存、交流數位內容的平台，就不能隨意改動，要以「原本的樣貌」呈現給我們。

　　這不是實情。首先，臉書上從來沒有什麼忠實呈現這件事。從塗鴉牆功能啟用的那一刻開始：透過演算法重新整理使用者好友動態，傳遞一個新的故事線給使用者，臉書就具備了守門人的角色。是的，我們每天生產、傳遞一堆訊息，但臉書負責調控，生產一個專屬頁面給你看。臉書考慮的因素很多：廣告、互動率、國家監控、在地使用者回應。這不僅由於技術上的考量：臉書沒辦法一口氣讓你看到所有朋友的更新──故事（Story），他一定要篩選，當然怎麼篩選他說了算。還由於許多商業上的考量，及為了回應使用者的反彈。由於使用者遍及全球各地，臉書的種種改版總在不同區域引發不同反應。因此差異化改版：選擇特定群體進行測試，再逐步推廣，是臉書行之有年的策略。[2]在這個意義上，若沒有發表研究內容，單單選擇特定群體進行更動，測試其反應，這真的不是臉書的第一次。

　　其次，我們從未「擁有」過我們刊登的那些動態。根據臉書的資料使用政策，其中一項臉書「合法」的使用方式即是：「進行內部操作，包括疑難排解、資料分析、測試、研究和服務改善。」同時，下面還有一句很奇妙的補充：「雖然您允許我們使用接收的有關您的資訊，但是您的全部資訊一律歸您所有。」[3]翻譯成白話就是：先講好了，只要是內部操作，我們怎樣用你的東西都可以，但你的東西還是你的東西。這才是臉書上數位內容的真正狀態：使用者具有所有權，但讓渡大量的使用權給予臉書。

　　我們必須認知到：臉書是掌控大量使用者資訊，同時不斷在前者基礎上變更、調整其介面的技術載體。大部分的技術細節都處於技術黑箱(Black Box)的狀態，絕大多數的情況，皆未告知使用者。因而，我們不該視臉書為某種公開透明的平台（事實上這種對媒體的天真認知早已被揚棄），也不該視臉書為謙卑提供服務的平台（頂多加點廣告）。我們應當這樣理解臉書，乃至所有承載所謂使用者原生內容的網站平台：我們以各種資訊的形式提出我們的需求，及數位商品的原材料。然後網站平台蒐集使用者的資訊及原生內容，基於各種考量，重新生產出一個最符合其利益的樣貌給我們。

　　因此，從本次臉書「情緒實驗」的爭議，到過去不勝枚舉的無預警停權、檢控，我們可以發現，Web 2.0精神強調使用者原生內容能如何扭轉媒體生產／消費的權力關係，仍舊是從未到達過的神話。我們究竟對於「資訊」擁有多少權利，不論是使用軌跡或自身所生產的數位內容，這些權利又該如何受到保護，獨立於國家或技術提供者的監控、挪用之外？這項問題，才該是本次爭議被討論的核心。

（作者為清大社會所碩士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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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數位內容的範圍很廣，請參考衛報的簡短整理，其中即包含了Social Media的部分：http://www.theguardian.com/money/2012/sep/03/do-you-own-your-digital-content

[2] http://www.cnet.com/news/why-facebook-isnt-rushing-the-rollout-of-its-new-news-feed/

[3]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about/privacy/your-info

關於未來的論爭

　　今天主持香港城大專上學院同學來台交流會，大概因為從政大火速奔回沒吃午餐血糖很低，我在現場提出了蠻多值得好好思考的點（？）。

　　譬如：社會運動是關於未來的論爭，誰能夠定義未來，定義誰的未來；處處是戰場，而我們未必總能準備上才上戰場，很多東西都是在戰場上才學到的。還有今天拿出來當例子的反核、大埔、反服貿，背後其實共通一種經濟至上主義。

　　我現場沒有說出來，我覺得這不是「強調經濟發展」那麼簡單。終究還是生活方式的設想：而台灣幾十年來，對於好生活的想像永遠只等於好經濟（最好是能像「想像中的歐洲」一樣有錢，房產廣告道盡一切）。我認為這不只是經濟成長能否妥善分配的問題（誠然分配問題惡化的非常嚴重），另一個根本的問題是：為何薪資高低如此密切地決定了我們的幸福？

　　好生活當然不等於好經濟（批判總是可以很輕易地來）。然而，揚宜在討論中提出了許多自我反思。「如果今天讓你有機會、能力操作高槓桿的財務工具，或讓你能炒房、炒地皮大賺一票，你會做嗎？」這種道德反思，雖然有混淆結構與個人的風險，然而我認為有機會拉出「運動不只是打倒敵人這麼簡單」的討論。最困難的運動是與自我的革命，以及，是否能夠活出（殺出）一條新的道路。

　　對此，我反對這是能單靠「思考」解決的，即使我們確實在意識形態的工作上有太多該著手的地方。未來始終來自於對於過去的思考，以及當下的實踐。在關於未來的論爭中，我們要如何不只打倒時常被本質化的妖魔，指出新的方案，那又會是什麼？這些思考，我們只能夠在運動即生活的各處戰場完成：校園、街頭、家庭、實驗室或辦公室。不只是從做中學，而是從實作中指出：我們之後該怎麼做。

給14：謝謝你們帶給我的那些故事

　　14級的畢業典禮。想了想，覺得縱使心裡滿滿的祝福，這屬於他們（或該說屬於他們親友）的日子，既然沒要獻花，似乎就沒有亂入儀式的必要。儀式讓我們停下來回望彼此，但我始終覺得人的分離不是在某個日子，某個斷點。分離發生在故事停止被創造、述說、交流的那刻。

　　從大三開始加入清華學院，又在人社修課。我認識的14級學弟妹，甚至比自己所在的12級還要多。還記得自己的畢業典禮沒什麼特別感覺，總覺得還在學校，走進校園還是一堆認識的傢伙。成天跟大學生混，總覺得自己的大學始終沒過完，有時甚至希望能多些同級的朋友聊些別的話題。直到今年，那群小毛頭長大了，要畢業了。我在學校的助教工作也暫告段落，搬到更遠的租屋處，一個禮拜只準備來上個少少兩門課。一轉眼，與校園的連結少了好多，校園變成單純修課的地方。

　　因為14級，我覺得我的大學被延長了。而今日，他將要象徵性的結束。感謝14級，與你們一起，我創造了大學生涯裡最多、最豐富的故事。你我的人生早已轉折，但讓我們在這個日子，稍微停一下，聽聽那些曾經發生的故事。我想這就是畢業典禮最大的意義了。

　　載物書院小畢典時，看著小朋友們一個個魚貫入場，我才明白「空間的意義是人的生活決定的」，這種學術套話的意涵。記得黑人一度要求我改掉叫他們小朋友的習慣，說這預設了一種權力關係。我到現在還是不怎麼認同，因為正是小朋友的青春活力，我才有機會再過一次大學生活。清華學院經營、並維護出一個環境，讓大家覺得在這裡創造是可能的。於是我們看到許多稀奇古怪的計畫前仆後繼而來，看到變動的空間：總是在改變，總是有新的裝扮與使用方式。故事在人群與空間中穿梭交織，於是，縱使場景不再相同，我們仍舊能召喚、再造那些回憶。然而，我始終覺得學院教會大家最多的，是如何相遇。

　　「相遇」這兩個字幾乎成為我與14級關係的基調。我因為人生的轉折與人社14級相遇，因為學院發展與載物14級相遇。大學最後的日子，在各種人群的交錯中，與許許多多當年的小大一相遇。我們同行了四年，那些日子都無比美好，但美好之餘，卻從未演練過該如何「分別」。

　　每年的畢業季都在我生日附近。慶祝生日這件事情是兩面的，除了帶著願望慶祝新生的一歲，吹熄蠟燭的同時，也在揮別不可能重來的日子。分別跟到來，始終是同時發生的啊。必將到來的遺忘，總讓人對分別覺得感傷。我們真的還會記得彼此嗎？還能重溫當初的感動嗎？

　　我想，是時候放下這種不必要的想望了。事實擺在眼前：生命從不可能停在某個美妙時刻，能做的，就是讓故事繼續在彼此間述說下去。是的，照片可能泛黃、遺失，回憶可能被淡忘。但即使各分東西，只要我們依然能繼續創造新的故事，就無所謂分別了。

　　畢業快樂，謝謝你們帶給我那些說不完，將要繼續說下去的故事。

我們正在打造一種文化：真實烏托邦與佔領運動

◎圖為Erik Wright教授與主持人林宗弘老師

　　遊行完後跑去後門咖啡，聽頗負盛名，長得很像Garfunkel的Erik O. Wright教授談真實烏托邦(Real Utopia)與美國2011年佔領Wisconsin州議會事件。提問時我問到，如何從真實烏托邦的觀點看待佔領行動的意義。2011年在Wisconsin州，人們佔領州議會廳長達17天，甚至連警察工會都加入聲援，擠滿議會廳的群眾高喊："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" 然而最後，大幅刪減公共預算及限制工會的法案還是通過了。「這樣究竟能夠撼動什麼？如果我們號召兩百萬人上街，馬總統還是不為所動，事情毫無改變；從企圖以具體替代方案，指向未來理想的真實烏托邦觀點，有什麼component長出來了嗎？那是什麼？」我用我拙劣的英文問了大致上述問題。

　　Wright回答：「對於國家提出明確訴求的運動通常都會失敗，當你只把訴求當成運動唯一的價值時，結果尤其容易讓人失落。你必須思考在短暫勝敗之外的意義，在我看來，你們正在打造了一種文化，告訴人們可以參與，必須參與，對自己想有的生活提出主張。這種觀點的另一個版本是：「如果你知道支持的候選人會輸，為什麼還要去投票？」("Why bother to vote, when your candidate will definitely lose?")你投票的理由不是因為你的候選人會贏，而是因為你是具有參與民主運作義務的公民。你們正在打造這種文化，讓人們認為自己必須要參與在其中。」

　　前往凱道的前一夜，我感到無比絕望：我認為我不是去見證民意的，而是去見證「數十萬人民」如何隱喻性地被拒馬與「政府」隔開，而被解消──見證台灣民主的結構性困境。我預料政府作為治理國家的單位，不會有太大回應，因為我在馬、江的回應中想通了：政府的任務不是治理國家，而是透過各種治理手段自我再生產。在當前的台灣政治結構，人民能施加的壓力，只剩對於治理機器說服力薄弱的「正當性」。正當性當然很重要，但通常政府自己能運作良好，正當性的威脅無關痛癢。我從此認清一件事情：再也不要對政府「失望」，而要預期政府作為一種組織，始終只會把自己的利益排在最前頭，通常這些利益與大多數人民無關。從「不對政府抱有期待」，我們才能重新思考自己的運動策略。道德勸說是沒有用的，衝高遊行人數主打正當性，也只在某些選舉時刻有用。治理機器不會低頭，只會交換條件，回頭仔細檢視過去那些「成功」，或許只是因為政府找到了更好的得利處。

　　從這點來說，乍看之下，Wright的回答是一貫的「事情要放長遠看」，但「打造文化」這點讓我咀嚼再三。如果我們預設了政府站在某個角度的對立面，與社會其他部門競爭誰是「治理者」（我並未要訴諸某種二元化，社會的不同部門自然也在相互競爭）我們確實需要一種高度政治參與的文化，但這種參與不該被放在治理機器既有的（選舉）民主幻象中，甚至不該在相對應點人頭式的群眾運動中理解。而這些參與的價值，自然不只是試圖撼動「難以撼動」的政治結構（雖然這仍舊是重要的），而是該問：我們是否從中創造了更有助於社會的可能性，即使這個可能性可能繼續受到包含政府在內的百般阻撓。

　　因此，若清點五十萬的人數，只為了動員肉體湊人數，召喚：「人民站出來對政府施加壓力了，政府終於要跟人民站在一起，聽人民的話了」這種歷史性情感，我對此感到焦慮與沮喪，因為我們都知道那不是真話，政府永遠不會跟人民站在一起。但如果去思考這五十萬是怎樣主動參與的關心者，他們如何於過去十數天逐漸積？其中全面的社會力動員，如何構成一種新的文化運動？我們或許可以找出一些有別於前者情感動員或民主神話以外，更有價值的東西。譬如：對於立法其實沒有造成很大壓力的公民條例審議，卻是審議式民主理念推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實驗與傳播；跨世代的動員，促成了不同學運世代的對話；多樣的網路平台（零時政府、沃草、台大新聞E論壇）等，宣告了公開透明、協作、即時傳播是新的媒體標準；各地的民主／街頭教室、解放論壇，更讓許多過去被忽視的議題，能夠以多元面貌被認識。

　　這是一場文化運動（延續葛蘭西文化霸權陣地戰的意涵）。若我們都好好記得這些，我們將能構成一個新的世代：拋下一切民主幻象，不再將政府與國家相提並論的世代。更重要的，是在現有的形式民主、政黨政治的結構限制下，具體在各個部門做出改變，或甚至打造新的模式。政府當然還是會依然故我的繼續打轉，但我們越來越有能力用其他方式補償政府體製造成的傷害（正如同過去一二十年公民團體在做的），同時在這個過程中，逐漸有反轉政府體制的可能。這或許就是真實烏托邦的意涵：既非修正，也非顛覆，而是超越(Transcend)。